统治者总是擅长用一个时间点把历史人为地割断，从而制造出有利于他们的集体记忆。而影像无疑是制造记忆的最有力手段。我们所看到的1949年之前的 照片和影像，大都是破败的山河，衣衫褴褛的民众，以及火热的战争场面。这些影像的不断叠加与重复，在人们心中形成了牢固的印象，1949年是旧与新，丑与 美，落后与进步的分水岭。

然而当我看到飞虎队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我立即被强烈的色彩，美丽的影像，热情的氛围感染了。这是1940年代的中国吗？看这些喜悦的脸，坚毅的 脸，有尊严的脸，难道是“解放前”的中国人吗？

艾伦-拉森和威廉-迪伯，是两个美国小伙子，他们大学期间应征入伍，被派往远东，加入了陈纳德率领的第14航空队，也就是原先的飞虎队。他们随盟军 转战昆明、重庆、成都、杭州、上海，用手里的相机和家中邮寄来的珍贵柯达彩卷，拍摄下当时的中国。60多年以后，他们的照片在中国结集出版，于是有了这一 本《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

这些照片，除了一小部分拍摄的是军旅生活，绝大部分拍的是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滇池中逍遥嬉戏的市民，衣衫整洁的小吃摊摊主，辛 勤耕作的农人，技艺高超的木工，快乐的小男孩，穿着改制美军军服的小姑娘，还有用最原始的方式修建机场的中国军民。他们都长着一张快乐而有活力的脸。

十年以前，曾有一位新左派文论家，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中国人的脸。文章大意是，从照片中看，中国人的脸都那么干瘪、蜡黄，萎缩，唯独毛泽东的脸，带 着阳光，带着自尊，带着自信，足以代表全体中国人。

看了飞虎队的照片，我知道这位左派是十足的臆断。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有那么一群单纯勇敢而快乐的中国人。以羸弱的国力，不屈服于强大的侵略者，并 且还能驰援甘地的印度，帮助同样在铁蹄下的韩国。

拉森和迪伯的照片，同样拍摄了杭州和上海。照片中的杭州街衢，更像现在的香港。而40年代的上海，更接近于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不像如今的上海，更接 近于一个国家化大工地。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1949年如果获胜的是另一方，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也许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在这些照片中，我分明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镜头。 在大新百货大楼，也就是现在的上海第一百货大楼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画面上一个秃顶男人，穿着军装，白手套撑着一把军刀，画上写着：“蒋主席万岁！”

延伸：凯迪社区《美国飞虎队员拍摄的图像》

转自：南方周末 王佩专栏 http://wangpei.z.infzm.com/2010/07/01/this-was-china/

南都疯是因为刊了一篇《爱国不等于爱朝廷》的文章，网易是做了一期《烂砖奖》专题。

南都刊出来不久，就有天涯网友说等着被修理吧，果不其然南都已经撤下这篇文章，还有人在推上求证：南方周末高层遭遇大清洗，大批记者辞职？万能的推，速度求证！ 围脖上有没有人求证一上！《南方周末》我唯一喜欢的且是能买到的报纸大概以后也得百分之百的爱朝廷，南都在我们这里不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google.com里，“南方周末”也变成了胡萝、温度计。网易自从《烂砖奖》专题做出来就从没往首页放过链接，现在连房产频道的首页也找不到这个专题的链接了。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史鉴散照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本文发表于2010-04-11《南方都市报》)

朱蒂发来短信:南都上周历史评论版我编发的《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终于事发。我被停职了,汪作批示，省里要求问责,我上黑名单了。—来自网易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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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梅梅，公平是什么？”“考上公务员，我就能享受公平”
“李雷，正义是什么？” “考上公务员，我就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