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女生，更爱祖国

无数中国人的人生第一次都与同一本字典相关。男生甲的第一封情书写于小学四年级，为了搞清楚“爱”与“喜欢”哪个更精准而不得不求助《新华字典》。而答案却让他更纠结：字典上，“喜”和“爱”都是 “对人或事物有真挚的感情”，比如：爱祖国、爱人民；当然还有“爱惜，爱护”的意思，但用于向女生表白好像不是那么靠谱，因为对应的举例是：爱集体爱荣誉。

男生甲怎么也无法将集体和荣誉与自己体内的荷尔蒙等同起来。

男生乙第一次对于敏感词的追根问底也来自于《新华字典》。他用这本字典研究了所有带“女”与“月”字部首的字，这一不可告人的癖好最终止于对“胴体”的探窥。字典上，这个让男生乙第一次产生生理反应的词被解释为：躯干，整个身体除去头部、四肢和内脏余下的部分。

在私底下，许多遭遇青春期的男生都承认，当年都曾厚着脸在这本字典上查找过“敏感词”，只是答案都不太给力——

比如，“性”只是“男女或雌雄的特质”；“精液”就是“雄性动物体内的生殖物质”；而“生殖”，也就是“生息、滋生”……同志丙生于上世纪60年 代，打从他懂事起，同志就是社交场合上最普遍的称谓。尽管在这本字典上，同志是“志趣相同的人。特指在政治上立场和见解相同的人”，但他与所有同龄人在情 书或公开场合里都情愿彼此“同志”。

同志丙对这本字典的几乎所有释义及例句都能如数家珍，只是在若干年后，同志丙在指导儿子写作文时，常常感慨词不达意。

比如，在向儿子解释“颠沛流离”与“倾家荡产”时，熟悉的两句例句便脱口而出：旧社会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地主的剥削使农民倾家荡产。但儿子却不买账：现在不是也有人过着颠沛流离、倾家荡产的生活吗？

同志丙一下子哽住了，不仅如此，当年的例句在儿子现在使用的版本上也已经不见了。“我就像被自己的证人掴了一嘴巴。”他说。《读库》主编老六念大学 时甚至想在字典里找到关于“毛片”的解释。但他最终沮丧地发现，字典里解释欠妥的词太多了，如果真信了它的说法，你简直就找不到还有什么下三路的事儿是不淫秽的了。

当然，这只是台面下的小动作，在交给老师的作业簿上，我们说话的腔调始终规范且整齐划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小学始终热衷组织的查字典比赛。

就拿一次春游来说：天空，总是“万里无云”的；走过的路上，必定是“载歌载舞”的；心情“兴高采烈”是必须的；见到五星红旗，立即想到是“烈士鲜血染成的”。

最后这句差不多拉近了共和国几代人的距离。在他们印象里，“红”在字典里是“国旗底子的颜色”，后改为“鲜血一样的颜色”。

这句话是这本字典对几代中国人所产生的植入骨髓的影响。

今天，就要配给你了

从60后同志丙，到80后男生甲乙，再到生于90年代同志丙的儿子，上小学语文课的第一天都曾被通知：请同学们尽快去新华书店买一本《新华字典》。

从1953年至今的57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的。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想想有多少人的名字是父母翻《新华字典》查出来的就知道了。

当然这只是流于表面。在过去的57年中，《新华字典》10次修订，修订频率及释义变幅严重影响了它的稳定性与普世意义。

不过，在仍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转型期中国，这本既讲政治又随波逐流的字典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太惊奇，它只是浓缩了这个国家过去60年所摸着石头趟过的河。

用过《新华字典》1953年首版的同志丙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际上是除中国外最强大、最重要的所在，因为在字典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兄弟们全都占据了最前面的席位，一长串资本主义尾巴国追随着我们。

首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大多数已经作古，曹先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首版编撰牵头人魏建功的学生——认为，53版的“新话系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受到高层的授意。

那时候知识分子主动投进新社会的洗澡堂，涤尽旧社会的思想污垢，这当然包括旧时期的封资修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缠绵悱恻。

从第一版开始，《新华字典》就以“新华”的视角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

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里，连“娶”、“嫁”、“媒” 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女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里再也看不见蓬头垢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 义“卑鄙无耻”，尽管“一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

“敌我”的三八线遍布字典各个角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这套新话系统所构造的世界观与幻觉持续被当年的报纸、电视、广播所不断强化。并且，新中国政权初建就将文字改革委员会设为正部级机构，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主任韩敬体认为，这足以体现新政权对语言建设的重视程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同志丙说。

一颗红心累不死

如果说53版的《新华字典》是知识分子主动的“思想洗澡”，而到了71版的时候，《新华字典》已经全面被工农兵来营造了。

曹先擢的另一个历史身份是《新华字典》71版编撰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干部，以体现“工农兵营造话语系统”的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编撰者将“封资修”全面赶出字典。比如，被划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包括：婊、娼、妓、嫖、妾、宗祠、寺庙、伦常、典当、掮客；还有比“封资修”略显进步的字词，包括官、自由、民主。

若干年后，同志丙被公派到当年在《新华字典》排名倒数第三位的“美帝国主义”考察，看到自由女神的那一刻，他条件反射地在脑海里对“资本主义自由”的释义轰隆隆过一串惊雷：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而回想当年，同志丙别说“自由女神”，就是“神”，也是不能随便乱提的，除非是引用字典里收录的词条：无神论，不信鬼神。

尽管如此，《新华字典》仍是同志丙当年最心爱的读物，因为“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文革”期间，《新华字典》成市面上惟一流通的一本字典。“为什么要修订这本词典？”71版编撰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忆说，“第一是没有一本像样的书送给外宾，第二是周总理深感我们学汉语没有一本像样的字典”。

周总理直接负责71版的修订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小改应急需”。彼时，大学停课了，中小学校还在继续，没有字典，将严重影响语文课的教学。

在安平秋的回忆中，当年几位编撰负责人同时是“黑帮爪牙”、“反动知识权威”、“反革命小集团”、“专政对象”，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

小改是不敢的，提不同意见更是不可能的，这是前车之鉴。所有词条，事无巨细，都经历过编撰者的好几道“政审”——

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

例句“累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热情到哪里去了？删除；

例词“背着太阳”，有隐射毛主席之嫌，改为“向着太阳”；

例词“利人利己”，不符合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甚至有人要宣判“茹毛饮血”为反动成语，因为“茹”是吃的意思，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吃毛”……

71版“小改”《新华字典》涉及一两千处的修改意见。意见最终到了周总理那里，看到把“背着太阳”改成了“向着太阳”，周说了句，“神经过敏！”

去“封资修”，突出“工农兵”的政治要求，影响的不仅仅是《新华字典》，还有中国整个十年的语言与思想。

不仅是字典。中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将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展现、歌颂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凸显农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语文教科书将所有被打倒的作家的 作品全部撤下，所有不健康、不革命的情感的名家文章都要进行删节，比如朱自清的《背影》，里面流露出对父亲的依依不舍就太过于“小资产阶级情绪”……

几位71版编撰者总结当年的修订经验：言多必失，能用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意思，就尽量不要再新增另一个相近的词，尽量缩小表达和思想的界限，以减少口误、涉嫌隐射、被人攻击的几率。

一旦一个词语被公认为政治正确，又红又专，它将在这个新话体系中被迅速跟从、放大，成为影响几亿人的热词，或者说，是套话。

“红”，71版中释义为“我国国旗底子的颜色”，与其相对应的“黑”，释义为“恶毒”。据香港大学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钢考据，反右运动深入之时，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随即，它密集地出现在党报、典型宣传、诗歌作品、革命歌曲、入党申请书；它还被做成纸质、绸质的“红心”实体，高举于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效忠社会主义的游行队伍中。

一颗红心也成了新社会新青年的基本政治素质。

找前途，查字典

1978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北京西单的墙上就有了区别于以往套话的社会新词——民主。而字典回归常识仍然是百转千回的系统工程，这差不多用去了此后改革三十年的时间。

79版《新华字典》修订于1975年。据韩敬体回忆，其时，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词典编撰出版规划会议，话语系统主管者张春桥、姚文元要求160部字典的修改“全面贯彻无产阶级专政”。160部字典，一路向左狂飙。

当时修改得最突出的是《新华词典》，编纂者提出“把封资修赶出新华词典”，“将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词条”，以示贯彻75广州会议精神。比如“抗旱”，也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人民抗旱；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可能抗旱……

直至到了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人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意，是无需讨论的，”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说，“自此我们编的不再是本政治字典”。

比如“倾销”一词，1979年以前的释义均为，“大资本家为了垄断市场，把商品减价大量出售”。1992年改为，“指把商品减价大量出售”。那一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确立，很多此前与资本有关的词汇开始松绑。直到2004年在经济学专家的建议下，重拟了释义，“一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大量抛售 商品的不正当竞争手段”。

“因为倾销不只是简单地把商品减价出售，”程荣说，“词条释义必须科学精准，同时也要让一般读者看得懂”。

许多行为与现象也取消了“主义”的界限，比如，妓女、嫖客、佣金、掮客、典当、抛售、出租等；

许多例句则直接换掉或去掉带有意识形态切割的主语或定语，简化为例词，比如，“帝国主义前途暗淡”，简为“前途暗淡”；“解放前天灾人祸，工农的生活太惨了”，改为“她的遭遇太惨了”。

字词表达的多样化也在逐步恢复，程荣介绍，近年，“吧”这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酒吧、网吧、吧台，04版修订时，就在“吧”字下增补了新的义项。

韩敬体也表示，下一版的《现代汉语字典》将考虑收录“给力”，“大家需要，也喜欢更丰富的表达。”他说。

表达是丰富了，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套话仍然没有退出历史。

在深圳机场，你仍会看到有“社会停车场”；在一些报道标题中，你仍会看到“某社会青年逼迫同学卖淫”的字眼，这是在“文革”前流行起来的叫法；在国庆60周年之际，天安门实施暂时封闭，一些媒体将其描述为“暂时不对社会开放”。

这些早就习以为常的用法被香港大学传媒研究学者钱钢钻了回牛角尖：对“社会”的这种贬义竟然沿用至今，也算是“有主义，无社会”的旧体制弊端的后遗症。

经不起推敲的套话遍布于当下生活的细枝末节——

填写简历时，你的“政治面貌”，要么“党员”，要么“群众”，而关于“党”，《新华字典》里，“在我国，党特指中国共产党”；

消费埋单要开发票，收银员总会问你，“抬头写个人，还是单位？”在《新华字典》里，“单位”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而个人，是被排斥于单位之外的无组织者。在英语里，单位是个谜。

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刻意回避这套新话，在网络世界中，数量庞大的网民也磨合提炼出自成体系的腔调，这两套腔调大多可以相互转换、翻译。

比如，男生甲说，“小姐”，按新话体，是“剥削阶级的产物”“卖淫为生的女人”，不过，最近改叫“失足妇女”了；有些则直接共享，无需翻译，比如，“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有些翻译过去就变成了“敏感词”，比如……“算了，还是别比如了。”

男生甲也有不得不操起新话体的时候，比如，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主持班级的党支部生活和发展新党员的场合，男生甲总是需要努力板起脸，提醒别人“注意思想觉悟”。

“思想觉悟”这境界真的很重要。临近毕业，男生甲的工作还没落实，私底下，一帮哥们姐们有拜卧佛（OFFER）的，有给曾哥烧香的，有算塔罗牌的， 有把老爸老妈三姑六姨的关系全使唤上的……但在系里组织的就业动员大会上，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思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主持人说，“相信大家都 有光明的前途。”

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也已经被《新华字典》规划好了的，在第十版661页，“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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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里的中国

在新华字典里可以读懂中国——

1953年：苏联当年还是“贵宾”，“美帝国主义”是“卑鄙无耻”的；刑法还没颁布，随便就“毙了一个土匪”,动物保护也还完全没概念，老虎、豹子、狐狸、貂，都还标着 “肉质鲜美”“皮可做衣”“脂肪可炼油”。

1962年：妓女、嫖客、淋病什么的都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新中国继续“朝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就“太惨了”，朝鲜有了两个首都，一个是平壤，一个是汉城（临时首都）。

1971年：无产阶级开始了全面专政，“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凡事要跟群众商量”；在阶级社会中，“爱”，也是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普遍出了问题，“思想陈腐”，“再不学习，思想就该落后了”。

1992年，“爱”不再被要求有阶级性了，各种仇恨与“主义”都被删了，一些不需详细解释的字词也被省略了，比如“坦克”。

1998年，原来认为的各种 “剥削制度的产物”被允许在在中国存在了，“宗教”也不再是“虚幻的、歪曲的反应”，“倾销”“利润”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手段”了。

2004年，老虎、豹子、貂不再“肉可吃，皮可衣”，成了受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开始出现了 “弱势群体”，“禁毒”“盗版”“代沟”，也开始“性教育”了。

（南方周末记者潘晓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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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53875

2010-11-22 17:10:43 来源:infzm.com

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的两名律师11月22日被解除委托，而22日也是上诉期限的最后一日。今日（11月22日），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的两名律师被解除委托。赵的律师彭剑和李方平表示，赵的妻子李雪梅通知他们已被解除与赵连海的辩护代理关系。据悉，22日也是上诉期限的最后一日。此前，据文汇报援引新华社香港 21日电，2010年11月10日，被告人赵连海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代理律师彭剑通过微博 表示，自己获悉的通知内容是：

一）我声明：就我本人一案现解除与律师李方平、彭剑的辩护代理关系。
声明人：赵连海2010年11月17日

二）家属声明：解除和律师彭剑、李方平的委托关系。
家属：李雪梅2010年11月22日

故赵连海案代理终结

据财经网 报道，赵连海，1972年生，北京市民，住大兴区团和农场。曾在电视台，国家工商总局的广告公司，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质量报》等多家媒体工作过多年，其子是“结石宝宝”之一。

2008 年9月，国内媒体曝光了三聚氰胺毒牛奶新闻，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导致中国30万婴儿患病，超过5万患儿入院治疗，至少六名儿童死亡。与众多婴儿一样，赵连海的儿子也被查出患有肾结石，他拒绝接受既定的赔偿方案，转而寻求民事诉讼。同时，他创办了 “结石宝宝之家”网站，联络公布了数百名受害者及家属资料，为患儿家长提供信息和资源。

上述新华社报道称，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间，赵连海在其子已治愈结石的情况下，仍利用这一问题，先后组织、煽动、纠集一些人在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东城区及河北省石家庄市，采取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

2009年8月4日，赵连海借其他事由组织（编者注：即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在丰台区聚源宾馆被强奸一事，《南方周末》对此曾有报道：《灰屋里的噩梦 聚源宾馆强暴事件调查 》）、煽动一些人到北京市公安机关门前进行滋事，致使交通堵塞。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赵连海无视国法，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据22日出版的《财经 》（注：需注册）报道，一审宣判当天，赵连海在法庭上称自己无罪，其代理律师李方平则表示判决量刑过重。此前，李方平等辩护律师为赵连海作了无罪辩护。

李方平认为，赵连海的活动是毒奶粉受害者正常的维权活动，不存在任何流氓动机，而且其行为方式和手段根本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应依法宣告赵连海无罪。

大兴区法院最后认为赵连海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证据支持，且与法院确认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符，未予采纳。

李方平还认为，本案审理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存在严重超期羁押问题。2009年11月13日，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12月17日，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0年3月30日，北京市大兴法院采取不公开方式开庭审理赵作海案，但一直未宣判。

11月18日，代理律师就此案正式上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建勋 （注：需注册）撰文指出，大兴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未回答“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煽动纠集’？什么又是‘非法聚集’？赵的诉苦行为如何‘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等疑问。

王建勋还写到，“从程序上讲，该案的审理也存在不妥之处。比如，2010年3月30日大兴区法院曾“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连赵的妻儿都未被允许旁听，理由是“涉及个人隐私”。被诉扰乱“公共”秩序及“寻衅滋事罪”，与“个人隐私”挂钩，不啻为一种创举。”

此前2010年2月5日，广东省潮州市中院以敲诈勒索罪二审判决另一名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有期徒刑五年。近日，郭利案出现转机，广东省高院指令潮州市中院对此案再审。

统治者总是擅长用一个时间点把历史人为地割断，从而制造出有利于他们的集体记忆。而影像无疑是制造记忆的最有力手段。我们所看到的1949年之前的 照片和影像，大都是破败的山河，衣衫褴褛的民众，以及火热的战争场面。这些影像的不断叠加与重复，在人们心中形成了牢固的印象，1949年是旧与新，丑与 美，落后与进步的分水岭。

然而当我看到飞虎队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我立即被强烈的色彩，美丽的影像，热情的氛围感染了。这是1940年代的中国吗？看这些喜悦的脸，坚毅的 脸，有尊严的脸，难道是“解放前”的中国人吗？

艾伦-拉森和威廉-迪伯，是两个美国小伙子，他们大学期间应征入伍，被派往远东，加入了陈纳德率领的第14航空队，也就是原先的飞虎队。他们随盟军 转战昆明、重庆、成都、杭州、上海，用手里的相机和家中邮寄来的珍贵柯达彩卷，拍摄下当时的中国。60多年以后，他们的照片在中国结集出版，于是有了这一 本《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1944-1945》。

这些照片，除了一小部分拍摄的是军旅生活，绝大部分拍的是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滇池中逍遥嬉戏的市民，衣衫整洁的小吃摊摊主，辛 勤耕作的农人，技艺高超的木工，快乐的小男孩，穿着改制美军军服的小姑娘，还有用最原始的方式修建机场的中国军民。他们都长着一张快乐而有活力的脸。

十年以前，曾有一位新左派文论家，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中国人的脸。文章大意是，从照片中看，中国人的脸都那么干瘪、蜡黄，萎缩，唯独毛泽东的脸，带 着阳光，带着自尊，带着自信，足以代表全体中国人。

看了飞虎队的照片，我知道这位左派是十足的臆断。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有那么一群单纯勇敢而快乐的中国人。以羸弱的国力，不屈服于强大的侵略者，并 且还能驰援甘地的印度，帮助同样在铁蹄下的韩国。

拉森和迪伯的照片，同样拍摄了杭州和上海。照片中的杭州街衢，更像现在的香港。而40年代的上海，更接近于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不像如今的上海，更接 近于一个国家化大工地。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1949年如果获胜的是另一方，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也许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在这些照片中，我分明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镜头。 在大新百货大楼，也就是现在的上海第一百货大楼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画面上一个秃顶男人，穿着军装，白手套撑着一把军刀，画上写着：“蒋主席万岁！”

延伸：凯迪社区《美国飞虎队员拍摄的图像》

转自：南方周末 王佩专栏 http://wangpei.z.infzm.com/2010/07/01/this-was-china/

年龄门事发后，董曾经为之效力的国家队很快发表声明：“改年龄是个人行为”，把责任全部推给为了体操做了8次手术，术后双腿粗细不均不能久站的董芳霄。年轻的姑娘们我们只看到你们胜利时的微笑，哪知道你们付出的艰辛，甚至为黑幕做出的牺牲。荣誉属于国家，黑锅尔替国家扛着。是谁造就了如此的董芳霄？

为国争光的董芳霄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5187

她拿过却又失去奥运铜牌，得了“体操运动员的不治之症”，做了8次手术，干过月薪千元的临时工，为真假难辨的药做过宣传

董芳霄发现，她已经弄不清自己的年龄了。

她的博客显示她生于1985年，母亲则坚持是1983年，而国际奥委会却认为两者都在“说谎”，她是生于1986年。

这几个争持不下的数字让她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收回2000年悉尼奥运体操女团铜牌并取消大部分国际大赛成绩。这意味着，昔日“东方灵鹿”现在只是一个曾经练过体操的股骨头坏死病愈者。

一切回到原点，甚至更糟糕。

董芳霄4岁被送进了体操幼儿园。她出生于唐山一个破败的工矿大院，一家三口挤一个40平米的单元。

董芳霄就这样开始了忙碌而无趣的童年。父母对她有两个期望：一是痛的时候要笑，二是要拿奥运冠军。1996年，这两点特质被时任国家队女队教练的王策群所欣赏，董芳霄到了北京。

董芳霄开始成为一个训练机器。“她每天早上8点进去，晚上8点出来。”王策群回忆，“一个枯燥单调的动作要重复上百上千次。”

“年龄”成为她的人生关键词，还要在多年之后。在此之前的岁月中，“与伤病做斗争”，“不怕牺牲，为国争光”这些现在看来带着血泪的大词才是她的人生主旋律。

1998年，已是国家队员的董芳霄开始感到髋部不适，打了第一针封闭。在崇尚“轻伤不下火线”的中国训练营，“喊痛”与“勇敢”是成反比的。

此后几年内，董芳霄又打了几次封闭，舒缓尚未发现的股骨头坏死病症。这是一种体操运动员易得的不治之症，由大运动量压迫碰撞股骨头所引起。

董芳霄以灵巧轻盈著称，1998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崭露头角，次年获天津世锦赛铜牌。她被视作新一代国家女队主力队员，并有望成为继名将刘璇之后的体操女队又一领军人物。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董芳霄运动生涯的巅峰。她和队友杨云、刘璇、奎媛媛、凌洁和黄曼丹通力合作摘得女团铜牌。她在随后的世界杯和大运会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在东亚运动会一人独得5枚金牌更让她享有“东方灵鹿”的美誉。

她的髋部越来越疼，而她只想参加更多的比赛。2001年下半年的世锦赛是董芳霄荣登世界冠军的绝好机会，但问题很快出现——世锦赛不到两个月后就是全运会。这场地方体育权力和利益的诸侯割据激烈到甚至危害国家荣誉，一度被国家田管中心主任冯树勇痛斥为“为省争光凌驾于为国争光”。

董芳霄夺世界冠军的愿望也在这样畸形的逻辑中夭折。在各地方体育局的干预下，当年体操世锦赛中国女队只派出1名队员的寒碜阵容出征，写下中国体操史上啼笑皆非的一页。

全运会前夕，董芳霄已经疼得不能走路。然而，在某些方面的坚持下，董还是打了封闭上场，并捧回两块金牌，但这导致她病情加重，倒在领奖退场的途中。

晚期股骨头坏死的确诊不但给董芳霄的体操生涯画上句号，还预示着她可能成为第二个桑兰。医生表示，如果她不是为坚持比赛而拖延病情，是有机会治好的。

此后两三年间，董芳霄先后进行了8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植入一块软骨才保住行动能力，但从此双腿粗细不均，不能久站。2002年，董退役。

没有国家队的庇护，生存成了问题。“她没有交际能力。”妈妈李文阁说，“有些重活儿她又不能干。”羊城晚报记者林本剑曾采访过伤后的董芳霄，“完全像变了个人，胖了，口齿也不清，很难与过去的‘灵鹿’联系起来。”

2004年，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的董芳霄从体育总局获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进修的机会。接下来4年里，董利用剩余奖金和兼职教体操的收入维持学业。“没有人来看过我们。”李文阁说，“大概把我们都忘了吧。”

退役后董芳霄学会了电脑，开了博客，偶尔光顾的体育迷成为她的精神支柱——让她回忆起辉煌的过去。

快毕业前，耗尽积蓄的董芳霄开始到一些体校任职，但都是临时工，月薪1000元，还为一些难辨真假的药做宣传。时任河北体操队总教练的黄健见她可怜，就答应北京奥运之后为她在省队安排一个好职位。董芳霄看到曙光——她所向往的与家人一起的安定生活。

但就在北京奥运期间，黄健因车祸去世，当初的承诺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一死就没下文了。”李文阁说，“没有一个人替我们说话。”

董芳霄又一次被抛到了十字路口。

在国内已无容身之所的董芳霄在母亲的建议下，申请特殊人才到外国执教。她选择了新西兰。而恰恰就在她动身的那个月，国际体联正式着手调查她和杨云的年龄违规事宜。半年后，“年龄门”事发。

她曾效力的国家队很快发表了声明：“改年龄是个人行为”。没有人能联系上此时的董芳霄，没有人知道远在新西兰小城的董芳霄是以怎样的心情听说这份声明。

失去奖牌的董芳霄也失去了在异国生存的资本，她甚至不好意思再出现在任教俱乐部。她的男友李特为她抵挡着世界各地的电话——“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南都疯是因为刊了一篇《爱国不等于爱朝廷》的文章，网易是做了一期《烂砖奖》专题。

南都刊出来不久，就有天涯网友说等着被修理吧，果不其然南都已经撤下这篇文章，还有人在推上求证：南方周末高层遭遇大清洗，大批记者辞职？万能的推，速度求证！ 围脖上有没有人求证一上！《南方周末》我唯一喜欢的且是能买到的报纸大概以后也得百分之百的爱朝廷，南都在我们这里不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google.com里，“南方周末”也变成了胡萝、温度计。网易自从《烂砖奖》专题做出来就从没往首页放过链接，现在连房产频道的首页也找不到这个专题的链接了。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史鉴散照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本文发表于2010-04-11《南方都市报》)

朱蒂发来短信:南都上周历史评论版我编发的《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终于事发。我被停职了,汪作批示，省里要求问责,我上黑名单了。—来自网易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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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梅梅，公平是什么？”“考上公务员，我就能享受公平”
“李雷，正义是什么？” “考上公务员，我就是正义”